“陛下记得陕西灾情？” 张居正有些意外。陕西的奏报是三日前递上来的，他还没来得及在经筵时禀报。

“骆思恭的密报里提过。” 朱翊钧没有隐瞒，“说那里的百姓把树皮都剥光了，还有人卖儿鬻女。” 他的声音低了些，“先生，三十两银子能让一个老宫人安度晚年，若用在陕西，能救多少人？”

张居正沉默了片刻，拿起案上的算盘，噼里啪啦地拨弄起来：“三十两可买粟米六石，够五口之家吃半年。三千两…… 能救五百户百姓。”

“可朕从内承运库支了三千两给宫人。” 朱翊钧的目光落在张居正脸上，带着一丝探究，“先生会不会觉得，朕把银子用错地方了？”

这是个陷阱。若说 “是”，就是指责皇帝仁德；若说 “否”，又与他一贯的 “重农抑奢” 主张相悖。张居正手指在算盘上轻轻一顿，朗声道：“陛下没有用错。宫人的安家银换来了民心，民心是无形的邦本，比粮食更金贵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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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顿了顿，语气越发恳切：“况且，臣已让户部调拨两万石粮食运往陕西，再加上各地捐的善款，足以渡过难关。陛下仁德之名传开后，民间捐输比往年多了三成，这便是民心的力量。”

朱翊钧的嘴角终于露出真心的笑意。他要的不是张居正的附和，是确认 —— 确认自己的选择没有错，确认仁德与务实并非对立。“先生说得是。” 他翻开《农桑辑要》的另一页，上面用朱笔圈出 “防灾之法” 几个字，“那这防灾，该怎么做？”

张居正看着少年天子认真的侧脸，突然觉得眼眶有些发热。他辅佐过嘉靖、隆庆两位皇帝，前者沉迷修道，后者耽于酒色，从未有哪个君主像眼前这个孩子一样，把民生疾苦放在心上，把邦本稳固当作己任。

“防灾需兴修水利。” 张居正拿起笔，在纸上画出简单的沟渠图，“陕西之所以多灾，是因为黄河水患常年不除。若能在沿岸筑堤、开渠，既能防洪，又能灌溉，百姓自然有饭吃。”

朱翊钧看着图纸，突然问：“修水利要多少钱？”

“至少五十万两。”

“内承运库……”

“陛下！” 张居正连忙打断他，“内库银子是供皇室用度的，岂能挪用？修水利是国库的事，臣会想办法。” 他知道皇帝想说什么 —— 这孩子竟想从自己的私库里掏钱修水利，这份心太难得，也太让他心惊。

朱翊钧没有坚持，只是笑了笑：“先生有办法就好。” 他知道，张居正会用考成法逼着地方官捐俸，会让盐商纳捐，甚至会削减勋贵的俸禄，总之能凑齐这笔钱。这就是张居正的本事，严苛却有效。

两人又讨论了许久农桑之事，从育秧说到仓储，从赋税说到赈济，朱翊钧时而提问，时而记录，偶尔提出的见解竟让张居正都觉得耳目一新。比如他说 “可以让宫里的绣娘们教民间妇人织布，织得好的有奖”，又说 “灾区的孩子可以送到官学读书，管饭”，这些想法虽稚嫩，却透着一股鲜活的民生气息。

“陛下的见识，已远超臣的预料。” 张居正起身告辞时，语气里带着由衷的赞叹，“臣这就去安排陕西的事，再把《农桑辑要》的注解找来，给陛下送来。”

“有劳先生。” 朱翊钧亲自送他到殿门口，看着张居正的轿子消失在宫墙拐角，脸上的笑容渐渐淡了。